中国酒事

　　□王俊良

诗与酒，是中国文化两大根脉。《诗》入六经，自不必说。酒，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依法治酒；孔子倡“惟酒无量，不及乱”，酒以礼成。法与情，始终左右着中国酒事。

明人黄九烟，梳理史上酒事，盛赞圣人以酒入礼。认为“饮酒者，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将形而下为形而上。由是，“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被奉为圭臬。于是，孟他斗酒易凉州刺史，竟呈一时之盛；阮孚临阵以金貂换酒，反被传为佳话。

孔融反对曹操戒酒令，拿孔子饮酒说事儿。其实，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治酒虽论法度，事酒却近生猛。《三国志》载，“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

此种劝酒，止西晋石崇可与之媲美。《世说新语》载，“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喝酒喝到让饮者，在生死之间抉择，恐怕与喝酒初衷相悖。自然，盘置青梅，杯赢温酒，看天上龙挂游走，论天下英雄是谁，醉翁之意不在酒。

曹丕《典论》说，刘表待客有三种酒杯，“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  此处“胜”通“升”，约为现在五分之一升。其酒监更为奇特，“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针刺之”。孙权劝酒更猛，喜欢直接上手。《三国志》载，孙权称王后，“欢宴之末，自起行酒”，学问家虞翻不胜酒力，“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

曹操、刘表、孙权于酒事，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不足以论。史上最优雅的酒事，当属白居易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杜甫之饮，渐入佳境，“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李清照独酌，婉约萦怀，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  苏轼举杯邀月，赤壁豪放满大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然而，无论豪放与婉约，一遇  “醉侯”刘伶，便都黯然失色。一句“死便埋我”，把“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精神内核，诠释一览无余。其《酒德颂》，共一百八十八字。搁现在，相当低头族一篇微信，却赢得生前身后名。这让如今著作等身所谓作家，真是无言以对。

就说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酒喝得并不比刘伶差。他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注定了他与司马氏合作不彻底。阮籍酒事的精彩，以醉避亲算一次。司马昭想与阮籍结亲家，阮籍为躲避这门亲事，一连数月，每天都酩酊大醉，司马昭只得作罢。另一次醉酒，颇为传奇。其在酒店大醉，躺在年轻女店主身旁大睡。女店主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何不妥。

明眼人一看，阮籍酒事，事的成分很重。尤其司马昭与曹奂玩禅让，阮籍被推为公卿“劝进”代表。阮籍想以酒塞责，一可获天下士子之谅；一可让司马氏闭嘴。同样是事，毕卓要比阮籍本色得多。他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将喝酒模式，从自发调到自觉，并喝出家国情怀。

这确实需要技术。毕卓官居吏部郎，其夜间偷喝邻居新酿，无非想佐证“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豪言。然而，阮籍、毕卓的刻意为之，在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面前，愈加蹩脚。

叶梦得认为，酒事中人，“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由是，刘伶、阮籍、毕卓，在隐；曹操、孙权、刘表，在显。当酒事与政事界限模糊，酒事之隐与显则证政局之稳与乱。欧阳修一句  “醉翁之意不在酒”，揭了中国酒事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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