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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自强
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承东出之遗志，灭东周、扫六国，止六国纷争；书同文、车同轨，现华夏一统。
秦国变法“虽人亡政不息”。从历史上的变法来看，除王朝更替、制度推倒重来外，变法鲜有成功范例。人亡政息是古代法制变革的一个普遍规律，但秦国在变法发起人秦孝公和变法主持人商鞅相继离世后，仍能坚定不移地支持变法新政，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虽然收效很大，但都因种种原因，或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或多方掣肘、无疾而终，都没有达到秦国变法的高度。
秦人变法“纵身死志不移”。商鞅主张大仁不仁，实行严刑峻法，而且法令布告天下，要求所有人必须遵守，诸侯贵族均不得例外。从徙木立信到劓鼻太傅、黥面太师，变法之人商鞅从未动摇变法之决心。正因此，秦人不再对变法产生任何怀疑和非议，变法的权威得以确立，各项新政得以贯彻。
变法内容“应民心顺时代”。秦国变法对民众的积极性调动是空前的，前有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为激励，后有“连坐之法” “异子之科”相惩戒，秦人对此积极参与耕战，秦国势力不断强盛。秦人能够普遍拥护新法并积极参与国家征战，相较于后世“征民夫” “抓壮丁”而言，秦国变法后的制度优势已逐渐体现。秦废分封、行郡县，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比起各自为政的奴隶主分封制度，具有政令畅通、运转高效的绝对优势，故能在中华大地上建立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秦人的法治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法治思想具有很大差别。从本质上讲，被秦人奉为圭臬的“法治”是人治统摄下僵化的法治，更多体现为“刑治”。但是，在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历史条件下，秦人的这种“缘法而治”的精神已经是战国时期最为先进的理念了。
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华夏民族用优胜劣汰的法则选择了自己的承继者，秦人的奋争精神为华夏民族的历史留下了独特的注解。
正是有了秦人对变法、对法治的追求，秦国变法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获得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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