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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栖
明朝晚期，除开放澳门及福建沿海有限度地开海，基本上是不仅禁海而且闭关。入清以后，禁海政策延续，还出台更为严厉的迁海政策，防范沿海居民出远洋与外国贸易。相对于明朝，清朝是一个更加内向的王朝。如果说爱新觉罗氏成功拓展了疆土，使长城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建筑物，那么，他们却在沿海筑起了一堵新的“城墙”，断然拒绝了与外国交往。
然而，欧洲早已觊觎中国，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资源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垂涎三尺，除了来华贸易的船只竞相靠泊，还相继派遣使者前来商谈。人们对1793年以马戛尔尼勋爵为正使的英国使团来华一事耳熟能详，其实，其前其后，屡有此类事件。据《清史稿·邦交志》《清实录》《清会典事例》等记载：葡萄牙使团在康熙年间两度来华，又在雍正年间和乾隆年间各一次；荷兰从顺治十年(1653)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次遣使中国；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雍正五年（1727年），俄国共10次遣使清廷；英国在18世纪末开始筹划向中国遣使，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被史书论定为“中西关系步入近代的开端”。
清朝政府对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格局的认识混沌一片，自认为中国是居于地球正中，周边国家是深受中国影响的“藩属国”，再外则是一些远离中国文化圈的野蛮的“夷狄蛮貊”，它始终以“天朝上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待来华的外国使团。即便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被视为“化外之夷”，甚至标榜“王者不治夷狄”的理念，对其叩关不屑一顾。
清朝政府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思想观念层面，都将中外关系归结为或等同于商务关系，换言之，中国与外部关系被严格限制在通商方面，“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即便如此，外国使团来华一般也都难以圆满完成其使命，究其原因，是在外交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双方的关注点截然不同。对欧洲国家而言，派遣使团继而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旨于开辟和拓展贸易路径或保护既有的经济利益，而清朝政府只是把一拨又一拨的外国使团愚谬地看作是朝贡国的“蕃使”输诚慕义，恪守的是一如既往的朝贡政策。
其实，滥觞于汉唐的朝贡体制到了清朝庶几名存实亡，对外关系已直接体现于经济贸易层面。但《大清通礼·宾礼》却详尽规定了朝贡礼仪的程序：在馆、迎来、朝见、燕賚、送往，朝贡国的臣属地位与天朝所赐予的待遇在这一整套礼仪程序中得以确立，每个环节都不苟且以示柔远怀来至意。礼仪的内涵远大于形式，它俨然是清帝对其藩属国之权力的赫然宣示。1726年6月，葡萄牙为挽澳门衰颓之危，派遣使节麦德乐来华。抵达澳门后经过半年时间才出发进京，期间纠缠于朝贡礼仪，诸如：礼部要求大使排练觐见皇帝的例行礼仪，从上大轿到走宫道，从座位的安排到国书的递交，从贺词的恭读到礼品的上呈，最终因为麦德乐拒绝跪拜向皇帝递交国书而被目为“无视天朝宾礼”受到雍正帝冷遇。澳门困境并未缓解，而使团豪华的排场却使澳门破费巨大——一家新成立的银行因此破产。又如1816年8月，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之后，英国政府再次派遣的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使团，也是因为拒行跪拜礼令龙颜不悦而被怒逐：“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著即发还。”
清政府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睥睨天下，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失去了同西方新兴强国建立合理、平等关系的机会。鸦片战争后，晚清已似“泥足巨人”，国力式微，最终迷失于日渐旋转的世界舞台，被迫痛苦地适应另一种与世界交往的屈辱方式——屡屡在西方国家的武力下败北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奈处于“挨打”的窘境。早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就忧心忡忡：“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真是不幸而言中，且非千百年后，仅在百余年间；更为不幸的是，不止是“恐受其累”，而且深受其害，创巨痛深，最终沦为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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