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景的君子人格

□宋志坚

宋璟是如今分布在全国不少地方的宋氏（包括我会稽日铸宋氏）在唐代的祖宗。他与姚崇并称姚、宋，堪比唐太宗贞观年间的贤相房（玄龄）、杜（如晦）。早在唐睿宗景云元年，姚、宋就曾搭档为相，朝野“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可惜为时不长，因为太平公主的权势发酵，韦安石与李日知取代了姚、宋执掌朝政。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与宋璟又“相继为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说：他们“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司马光还分别评价姚、宋，“守法持正”这四个字就是他对宋璟君子人格的高度概括。

开元四年十二月，将要到东都洛阳的唐玄宗任命不久前因“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而被贬为睦州刺史的宋璟为刑部尚书。唐玄宗派内侍杨思勖前去迎接，在赴京途中，宋璟没有与之作任何交谈。“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唐玄宗之“嗟叹”，就因为宋璟不与“素贵幸”的杨恩勖讨近乎，他也因此而“益重璟”。此后不久，宋璟便接替姚崇为相执掌朝政，唐玄宗直接感受了宋璟的君子人格。

此处只道宋璟谏唐玄宗任用故旧亲朋之例。

唐玄宗的地位并不显赫之时，就“与太常卿姜皎亲善”,姜皎又参与了翦除窦怀贞等太平公主的党羽，为唐玄宗登上帝位立有汗马之功，因此其“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连其弟姜晦也因他而一直升到吏部侍郎。宋璟觉得这种过于亲密的君臣关系，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于是对唐玄宗说：姜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唐玄宗知道刘邦的功臣与刘秀的功臣之不同结局，自是领会宋璟的意思，于是免除了姜皎兄弟的实职，还在“制”中说到“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

岐山县令王仁琛是唐玄宗还任藩王时王府故吏，又是皇后的同族，唐玄宗未与吏部商议，就直接提拔他为五品官，宋璟觉得这种“除官”的方式违“制”出格，就上奏说：“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如果一再破格提拔，做得太过分了，同僚心中不平，难免负面舆论。

宁王李先奏请唐玄宗给姻亲薛嗣先一个小官，唐玄宗交给中书、门下去办。宋璟上奏说：在先朝景龙年间，“常有墨敕处分，谓之斜封”, 姚、宋搭档为相时，这种“斜封”的弊政曾被革除，韦安石与李日知执掌朝政后又死灰复燃。开元年间再次革除这种弊政，行赏任官，不但“必是缘功与才”，而且“皆历中书、门下”，就是要给姻亲一个小官也当按程序“付吏部知”,且“不出正敕”。

诸如此类，唐玄宗都听从了宋璟的意见。

当然，这是励精图治时的唐玄宗，不是日后称宋璟为“沽名卖直之人”的唐玄宗。宋璟确实珍重名节，然而，与其说宋璟沽名卖直，不如说其爱惜羽毛。

人性的弱点之一，便是喜有顺适之快。有的人不阿权贵，不拍他们的马屁，不当他们的吹鼓手，一旦自己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也就开始慢慢适应这一套。宋璟却全然不是如此。

以下二例展示的就是宋璟君子人格的另一个侧面。

首先是“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曾出任广州刺史，沽名思义，这大概就是为他在广州“遗”留的“爱”心所立的碑吧，叫做功德碑也行。这是在他离开广州刺史这个职位后立起来的，可谓“人去政声后”。但宋璟不敢掠此美，不想领此情。他上奏唐玄宗说：“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他是颇有自知之明的，知道什么是自身的功德与魅力，什么是权力与地位的附加值：这块“遗爱碑”,并非因为他“遗爱”于广州，而是因为他当宰相后的“光宠”。作为宰相，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欲革此风，望自臣始”，他想借助于唐玄宗的赦令，刹住这种阿谀奉承的恶劣风气。《资治通鉴》紧接此事写道：“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

可与“遗爱碑”相伯仲的是《良宰论》。这是范知璇的作品，有人向宋璟推荐这位隐士，说他精于文学，并献上他的《良宰论》。宋璟拜读了这篇文章后说：“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这篇《良宰论》注定不会流传，但《良宰论》所说的“良宰”是谁，明眼人定能由这番话可知。宋璟从这篇马屁文章看出，这位本当“极言谠议”的“山人”是将“偷合苟容”的《良宰论》当作进入仕途之“敲门砖”的。

有此二例在先，日后还有人敢拍宋璟的马屁吗？

我读过宋璟二十五岁时所作之《梅花赋》，此赋赞美冰清玉洁，傲霜斗雪，“独步早春，自全其天”的寒梅。

我家老屋隔壁的日铸宋氏新祠堂中原有国学大师俞樾写的一副长联，其上联嵌有“朔赋诵梅花”五字，说的正是“颖征相业”的宋璟之《梅花赋》。但我想，此赋能千古流传，不仅因为赋之本身，还因为此赋体现了青年宋璟的人格追求，更因为这是宋璟终身服膺的君子人格。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