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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任
年过六旬的李某某，因年龄偏大，没有工地愿意接纳他，为了维持家庭收入，他购买了8张居民身份证，供自己及工友打工时使用。买卖证件本是违法行为，但检察机关最终却决定不起诉。
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符合情理法，体现了执法温度。而这起案件暴露出来的超龄劳动者就业与权益保障困境，更值得深思。
李某某买卖身份证件，是因为超龄劳动者不好找工作，只好通过伪造身份信息蒙混过关，李某某持有假身份证件进入工地，买卖证件、欺骗用人单位，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通过假身份证件换来的工作，一旦自己生病、受伤后，用人单位也不会管，工伤、医保没得报，最终权益受损的还是自己。
超龄劳动者面临的困境，一则因为他们年龄偏大，更容易在工作中受伤、生病，用人单位趋利避害，不认为他们为优质的劳动资源，更不愿招聘他们;二则用人单位也不能与他们形成正式的劳动关系，因为没有相应保障，用人单位怕招聘超龄劳动者承担更多用工风险，就更不愿招聘他们。而且多地要求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等，这些都给超龄劳动者就业带来困难。这也是导致出现超龄劳动者购买身份证件的重要原因。
另外，虽然也有一些用人单位会招聘超龄劳动者，但这些用人单位只是把超龄劳动者当成“廉价劳动力”使唤，却不愿承担起雇主应尽的责任。比如给超龄劳动者的薪酬很低，而工作却很累，一旦超龄劳动者生病、受伤，用人单位根本不管。不少超龄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低，维权意识不高，也给一些无良用人单位可乘之机。
要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有必要进行顶层设计，针对超龄劳动者的养老、工伤、医保、劳动关系等方面，从国家层面制订出台统一的认定标准。同时，还有必要拓宽超龄劳动者再就业的渠道，帮助超龄劳动者更好就业。
超龄劳动者不能成了“黑户”，成了“二等劳动者”，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超期”。应对劳动者超龄化要“趋利避害”，要算好“民生账”与“经济账”。要补上“法律缺口”，强化法治保障，提供就业保障，给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予以更有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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