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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栖
大凡正常人，都会随心理变化而产生某种情绪。美国著名心理学和人类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认为，厌恶和愤怒两者组合便形成了鄙视。客观地说，作为人的一种正常情绪，鄙视是用于表达强烈的厌恶与轻蔑。
早在25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已经在《修辞学》中对“愤怒”情绪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有所阐述。他指出：“一个人的愤怒之所以会对他人有所影响，其根本原因不是愤怒本身，而是愤怒后面的那种能被他人认同的‘正义感’，即对某种不公平的不满和抵制，鄙视随之而生。”继1956年南非政府以叛国罪起诉曼德拉而宣布其无罪，1964年，政府再次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公诉人毅然撂下不干了，他在法庭上竟然跑过去跟曼德拉热情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再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是他曾一度在制度中随波逐流，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底线的东西：公平和正义。
鄙视是一种道德上的负面评价，往往是对那些道德缺陷或人格缺失者欺诈伪善、无信无义的极端轻蔑，这种道德反感有时不需要言辞的讥讽，嗤之以鼻、乜斜而视，甚或不屑一顾，拂袖而去。民国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高鲁，是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奠基人，他曾担任高级官职30多年，但一生清白（1947年病逝，遗物中就有一方印章：清白）。1915年8月，袁世凯恢复帝制丑剧紧锣密鼓，“筹安会”一说客登门，称：“最近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帝星”。高鲁不以为然：“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叫‘帝星’。”“这是吉兆，你应该顺应天象，上书劝袁公正位。”“这样的天象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我不知道这和吉兆有什么关系。”高鲁的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袁世凯称帝后，令中央观象台赶印来年有“洪宪”年号的历书，并要求在历书卷首印上“洪宪帝像”。高鲁坚持卷首不印“帝像”，历书印出来了也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发。1916年3月，取消帝制，这批压在仓库里的历书全部烧毁。高鲁鄙视袁世凯倒行逆施赢得了清誉！
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明代王阳明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心学”理论，他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任何具有清德和操守者不止是鄙视“山中贼”，更为鄙视“心中贼”诸如名利权色。我国著名作家孙犁晚年反思，着力点也是放在“破心中贼”的清算上：“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能够长寿，并不像人们常常说的，是因为喝粥、旷达、乐观、好纵情大笑等等，而是因为这场‘大革命’，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采取了鲁迅式的、极其鄙视的态度的结果。”很显然，鄙视“心中贼”进而破之，乃是自我升华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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