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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洲
看到我的名字“戒尺”，您眼前也许已浮现出老师用我打学生手心的画面。作为老师体罚学生的典型形象，我已深深地烙在民族的记忆中。从清朝末年开始，我就成了维新、革命的对象，早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明确，教师可对违规学生“罚站罚跑”。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称这是给老师体罚学生的惩戒权。赞成者要求“把戒尺还给老师”，反对者说“戒尺进校园违法”，担忧者质疑“老师敢不敢接戒尺”。沉寂百年的我既然又被抛到了风口浪尖，那就不得不说几句以自证清白。
严师出高徒。“教不严，师之惰”。在“严”被奉为教学圭臬的年代，我戒尺是一种威仪的存在。千百年来，由于我的存在，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师生关系才得以基本确立，教学秩序才得以维护，学生在学习时的心猿意马才被拉回。即便是在家规家风的形成中，我也被奉为“家法”的代名词。毫不夸张地说，戒尺体罚，对教育的发展，对文化的延续，对社会主流道德建设，不可或缺!
然而，戒尺体罚，也饱受诟病。在鲁迅、郭沫若、邹韬奋等大家的文章中，均有对我不好的记忆。在民间口口相传中，我也广受编派。“人之初，糊涂蛋。越打老爷越不念!才待老爷念会了，又把老爷打成糊涂蛋!”这是私塾学童背《三字经》被我戒尺伺候后背地里的反抗。“抻床垫圈，提夜壶倒茶”，这是旧时学徒对自己伺候师傅的描述。学徒相当于职校学生。面对体罚责难，变着法把师傅给骂了。
对以我戒尺为代表的体罚的评价为何会如此悬殊?关键是有些评判的认识出现了误区。比如一把刀，用它切菜，便是厨具；用它杀人，便是凶器。戒尺体罚，本无所谓好，无所谓坏，运用得恰到好处，对学生就可起到惩戒教育的作用；过度使用，对学生就会造成身心伤害。视我戒尺体罚为大恶者，其实是把个别老师对我的错误使用当作了我的罪，你说我冤不冤?
为了安全起见，为了更加人性化，是不是彻底封杀戒尺、禁绝体罚就万事大吉了呢?这样做其实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教育，尤其是教学，总的来讲包括两个方面:奖与惩。奖，即通过鼓励把学生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惩，即通过惩戒禁止学生走向错误的道路。奖与惩，贯穿于教学的始终。奖与惩，作为一对矛盾相比较而存在，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能脱离它的另一面而单独存在。对自制力不强的学生施以其身心可以承受的惩戒，进而引导其向能获得奖励的正确方向发展，有益而无害。
要把戒尺还给老师吗?我戒尺从未离开校园。有形的戒尺虽早被封杀了，但罚跑罚站体罚类无形的戒尺一直都在。
为我戒尺体罚立法，确立我在教学中的合法地位，是对规律的尊重。戒尺体罚进校园违法吗?为我戒尺体罚立法，是对《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实施的科学细化，对惩戒行为作出合法与违法的界定，是对学生的保护，是校园法治建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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